“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充分发挥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让许多全国政协委员深受鼓舞。
2006年，“中医是伪科学”“废除中医”的观点一度引起激烈争议。近日，多位政协委员从不同角度为中医药正名，但他们也承认，当前我国中医药事业面临危局，许多深层矛盾亟待破解。
“5000年实践证实，中医药是治病救人的科学”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化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金日光举出大量实验数据，对传统中医药学的“精气神”“阴阳”“五行”“经络”等学说进行了分析。这位化学物理专家试图说明，现代科技已经证实了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但由于中医药术语体系不同于现代科学语言，一般人只看字面意思，不了解其真谛。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委员则采取了历史和实证的角度。他说，中医是否科学，有各种各样的判断标准，但最根本的一条是能否治病救人。5000年来大量实践充分证实，中医药是治病救人的科学。
他提出，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中医药学术成就，推动了人类医学的发展。《伤寒论》是2000年前人类最早的传染病学，《神农本草经》是最早的药物治疗学，《洗冤录》是最早的法医学，而“痘衣法”预防天花则是人类最早的免疫学。
李连达委员说，中医过去主要是靠个案分析、经验积累。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中医广泛采用了国际公认的诊断标准、疗效评价标准，大大提高了科学性与可靠性。 他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医药在推进人类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所起的伟大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墙里开花墙外香 我国中医药事业陷入困境
2006年是近年来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低谷。先是鱼腥草注射液因不良反应一度被全面停用，中药的安全性受到广泛质疑。接着，互联网上有人征集取消中医的签名，要求中医在五年内全部退出国家医疗体制。
对于反中医药观点，尽管金日光委员以“武断”二字予以回应，但他也认为，当前我国中医药事业面临着“危难局面”。
全国政协委员、中医药专家司富春指出，这些年“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落实，中医药发展投入长期不足，中医阵地严重萎缩。
目前我国中医从业人数不足50万人，其中真正能够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且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老医师。一些中医院挂名中医，却行中西医结合或西医之实，已经沦为“二流的西医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中医药事业正发展得如火如荼，可谓“墙里开花墙外香”。中医已被74个国家承认，来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中有70％至80％是学习中医及相关学科的。在韩国，由中国传入的中医已被改名“韩医”，并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2003年我国中药出口突破7亿美元大关，但这个出口额还不及日本“救心丹”一个品种。韩国仅“高丽参”一项出口就相当于我国全部中药材出口额的50％，且其价格比我国人参高出10倍左右。
“我国作为中药资源大国，却不是中药产业大国。”司富春委员告诉记者，国外一些企业从我国低价购入原料药，精炼提取制剂后以高价返销“抢滩”中国，“洋中药”对我国市场的冲击越来越大。
寻找新出路 中医药发展需要国家支持
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给中医药发展指明了一条出路：在社区卫生服务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发挥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说，在“看病贵：的背景下，中医药具有简、验、便、廉的特点，契合了社区和农村卫生服务的需求。
致公党的一份发言材料指出：中医药卫生服务投入少、成本低、疗效好，对控制医药费用的顺利实施有积极作用。中医药在非重大传染病、慢性病防治，老年人、妇幼和亚健康人群的保健，以及建立重大疾病的康复体系和卫生经济学意义上，都具有显著优势。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医药专家哈孝贤看来，当前中医药参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最大难点在于人才缺失。他建议改变职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内容，让服务基层的中医医生能够及时、公平地拿到资格执照；鼓励中医院校毕业生下基层，政府以财政投入在生活方面给予照顾。
“洋中药”之所以得到国内外的认可，主要原因是其疗效稳定，质量可控，特别是在中药有效成分提纯方面的科研创新和技术水平高。而我国的中医药依旧是“郎中抓药”：一把一把地抓，一碗一碗地喝，即使是制成丹、丸、散、片，也部分地存在着标准不一，质量不稳的问题。
为此，农工民主党在一份发言材料中建议，将中医药科研纳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围绕中医临床和中药现代化重大关键性技术，以及中药先进制造技术、具有重大疗效的新药开发，组织开展科技攻关，力争短期内取得突破性成果，实现产业化。
农工民主党还建议，加快中医药立法进程，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立法工作，建立符合中医药自身规律和特点的管理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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