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否科学？这个简短的问题竟然成为困扰中医整整一个世纪的幽灵，百年来引发无数激烈争议。为了不让问题再延续整个二十一世纪，请让我们再进行一次回顾。
1、问题的回顾
“科学”一词来自近代，“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也起自近代，即“塞先生”（science）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在近代，“科学”在知识分子心目中一度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丁文江曾云：“说一种知识是真的，就等于说这是科学的。说一种事业是系统的、合理的，就等于说这是科学化的。”[1]当时人们认为中国一切学术均要重新系统化、条理化，故有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中国科学化”运动，在中医界则表现为“中医科学化”思潮。“中医科学化”其意即包含中医不科学在内。早在1916年，余岩（字云岫）已公开宣称中医不科学，他说：“岐黄学说，乃自欺欺人之事，绝无学术上之价值”[2]，因而主张“废止中医”。“中医科学化”虽然反对余岩“废医”，但也默认了中医不“科学”，中医科学化主将如陆渊雷、谭次仲等人肯定中医有实用价值，但认为思维缺乏逻辑，且未有实验验证，中医科学化就是要补足这些方面，以“使中医观之谓之中医，科学医观之谓之科学”[3]。这里“科学”的含意，主要是指反“玄理”和提倡实验，实际是提倡“西方科学化”，个别人甚至还要“西医化”，废医存药。
另一个对“中医是否科学”问题讨论的高潮在本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各种外国思潮纷至沓来，其中尤其是西方科学哲学，对不少青年中医学者带来较大冲击。在西方，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科学”的地位日益尊隆，“现代科学的文化效应使得科学家们成为唯一的人类的‘公认的立法者’”[4]，西方科学哲学也应运而兴，并在六七十年代盛极一时。波普尔、库恩等人研究科学发展史，试图从中发现科学发展的规律，并提出界划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从而把宗教、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心理学等非实验性学科全部打入非科学的范畴，俨然又成为“科学”的立法者。科学哲学传入中国后，尤其在中医理论界掀起波澜。与哲学界着重讨论知识的“逼真性”和波普的“三个世界”论，及其他科学界关心科学知识的进化等问题不同，中医怀疑论者重点关心科学哲学的科学观，即界划问题。他们根据波普尔、库恩等人的观点，或认为中医不能证伪，或认为中医缺乏稳定范式，只是前科学，甚至只是技艺等，结论多数实际都在否认中医的“科学”，或者用他们的说法说，中医只属传统的（自然哲学思辩的）科学，而不是现代（实证的）科学[5]。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科学”成为了一个类集，而不单纯是以前是否有应用价值的“科学性”之争，学科如能划归“科学”一族，则地位倍增，得到支持，否则黯然失色，甚至有沦为伪科学而被消灭之虞。
2、问题的解析
现代语言哲学认为，多数的争论都是前提的争论，来源于对语义的误读或误解，而前提一旦不一致，争论便无意义，是伪问题，可以取消，因此语言哲学致力于辨析语义，消除误读，从而消除问题与争论。实际上，“中医是否科学”问题的实质，从上面回顾看分别有三层含义，一是经验事实是否为真，即“是否有科学价值”的问题；二是理论表达是否逼真，即“是否属科学理论”的问题；三是思维方法是否科学，即“是否运用科学方法”的问题。三层含义实际是三个问题，但在论争史上屡屡见到用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来回答其他问题的情况，以致缺乏针锋相对的逻辑力量，造成思维混乱。实际应辨清三者以分别从不同意义上给予讨论和回答。
2.1对于“是否有科学价值”的问题，我觉得争论意义不大，因为只要正视中医的社会存在现实，包括光辉历史的现实与当前发展的现实，问题应该不言自明。但也有例外，一是打着中医旗号的“伪中医”太多，败坏了中医名声；二是对这些现实也确有不同意见，例如余岩称中医几千年来只有“杀人”，否认历史的现实；近人也有声称“在临床已反复运用了两千多年的许多中医疗法，除了一点安慰剂效应外，并无实质性治疗作用”者[6]。对此除了让实践提供答案外，靠论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大致上，当代中国医学界，包括中医科学化论者、前科学论者、技艺论者等，都还是肯定中医有实际疗效、有科学价值者居多。除了临床疗效的经验事实外，还有一种经验事实，就是实验研究。“中医科学化”论者曾乐观地认为，既然中医疗效确凿，所欠者只是没有为现代科学所认可的实验数据而已，那么只要补足这一步就可以成为科学了。在这种思想下，从“中医科学化”的近代到“中医现代化”的当代，医学界进行了大量的验证性研究，费时耗资、引人非议均在所不惜，也取得了一些可供引用的数据。但是人们也常常觉得多数实验结果与所要验证的理论似是而非，于是逐渐明白，由于中西医理论的异质，按西医的实验方法是无法验证或否证中医理论。所取得的数据似乎仅仅为了能用“科学”的话去叙述中医，以让“科学”人士了解中医，这当然也有必要，但对于中医自身并无裨益，因而中医自身还是要回归中医理论。这些实验的事实对于“中医是否有科学价值”的问题而言，由于其方法本身的缺陷，结果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说明不了根本问题，只能仅供参考而已。
2.2对于“中医理论是否科学”的问题，是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热点之一。讨论者运用得最多的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观点了。按照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观点，中医理论因不能被证伪是被认为不科学；或者按照库恩的观点来看，中医范式只是前科学范式（或传统科学范式）等。由于引入了科学哲学的一些概念，不少中医界人士，包括名老中医，对有关的概念并未深入理解，只是对其得出的“中医不科学”的结论反应激烈，可惜所回敬的“中医有几千年历史”、“中医有实际疗效”或者“中医有多少从业人员”之类的辩词，我们已经知道，这完全是歧义理解之后的应答，只适用于对“中医有否科学价值”含意的回答，因而当然被最注重逻辑思辩的批判者讥为“感情用事”，或“破绽百出，不能说明问题”。[7]而如果站到了科学哲学的立场上，就会得出和批评者相似的结论，这是逻辑的当然结果。
按科学哲学论的观点，中医要科学化，并非单纯补实验的课而已，而要从理论上作根本变革。但是，从前面所言的中医科研的困境，以及现代中医的实践来看，变革了中医理论，也就失去了中医。面对这一难题，似乎中医只能永远被科学哲学排除在科学的大家庭中了。中医不见容于科学哲学的问题在于，依科学哲学执法的判决虽然没错，但“法”本身完善吗？波普也好，库恩也好，在立“法”之前，对西方科学史作过认真研究，得出的规律有其道理。但是，在他们的研究对象中并未包括任何一种东方科学（这里用科学一词似乎有点先验，或者称为东方学术），这种规律能否普适于东方科学呢，是否能普适于所有他们未接触过的“科学”呢？波普等人的逻辑中明显也有先验的成分，例如认为知识的进化一定要由新的学说取代旧的学说，而且取代一定是好事，这固然是从西方科学史考察得出的结论，但如果肯将中医学纳入考察范围的话，则中医学理论的相对恒定明显是一种异质的经验事实，这将用来证伪波普本人的理论呢，还是视而不见、排除在外呢？理论史上不乏理论对异端事实盲视的事例，这正是我所说的傲慢与偏见。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还未足以成为判别人类知识的绳矩。
记不清某一本哲学史著作在介绍科学哲学时提到，中国尚未有自己的科学哲学家。我一直觉得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没有出色的科学哲学家，就没有对科学哲学的批判（意识形态的批判除外）。事实上，早就有人说过，中国当代只有哲学学者，没有哲学家。科学之母哲学的贫乏，已经对现实产生的不利的影响！我相信，对东西思维完整理解，对东西方学术完整考察之后，我们才会有真正的科学哲学。
2.3对于“中医方法是否科学”的问题，同样地，我们也面对了大多傲慢与偏见。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医的思维方法是“取类比象”、“天人相应”、“直觉体悟”等，都属于低级思维，“缺乏对概念和观点的精确界说和细密分辨，所包含的客观知识只是朴素粗糙和经验，按科学知识的尺度，必然被裁定为非科学的和反科学的”[8]。精确、定量等思维真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吗？分割式的从形成结构方面认识客观世界固然可以，宏观地从事物的运动规律去认识客观世界，也同样能达到深刻的程度。钱学森指出：中医理论和气功理论，可以成为未来人体科学的基础理论——“人天观”的重要构成部分，这等于认为中医思维更广博融通。中医方法是系统方法，它正好针砭了现代科学的弊病，对这个问题，最近有一种比较深刻而且无误读的结论，那就是：中医具有科学精神，但不具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而是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方法实现科学精神的知识体系，“唯科学主义”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如精确与定量等，并不是实现科学精神的必要条件。[9]在医学实践中，定量指标众多的西医不见得解决了全部问题，仅凭一些定性指标的中医却能执简驭繁。当然中医也要现代化，舌、脉最好也能定量，但是不是因为还未有饥饿定量指标，我们就不能吃饭呢？
3、问题的思考
“中医是否科学”问题之所以历争不休，就因为它与现实中医的发展方向紧密相关。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自然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绝对化的否定道路，是余岩当年的“废止中医论”，解放初王斌及某些领导的“新中医勿须培养新中医”论，以及日本的取缔汉医事件。余岩已成为历史罪人，王斌等人也已受到处理，日本汉方研究则步入歧途，不足为中国效法。比较多见的一种论调，则是认为“中医现代化必然纳入现代医学范畴”、“中医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融入现代医学发展的步伐中去，为医学的发展而奉出自已的经验和思路”[6]等。这也并不陌生，近代“中医科学化”主将陆渊雷就说过：“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不合实理。”因而“自当采用西国学说”，“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10]这些理论，中心是采用中医治疗手段，但要用西医理论解释，倒有点“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味道。事实上，“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1]两个异质的理论系统，简单取代只能不伦不类，从而导致丢弃有价值的经验事实。这种论调的原因，是只用西方科学、西医药学固有模式印证和衡量中医药学的方法，将中医药学置于被审查的地位，亦是将现代医学拔高到了医药学终极真理的境地。事实上，现代医学虽然提出了医学模式的转变，但并未完全，医学模式的转变并非增开一些心理门诊那么简单，“社会—心理—生物”目前只是“社会”+“心理”+“生物”，比起中医药学多因素融汇一体的诊疗模式来说还差得远。中西医学或许融汇有日，但谈不上谁为谁“奉献”，例如从思维层次上，中医大而博，西医精而窄，中医可以涵盖西医。所以钱学森提出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12]。当然这么说也可能为时过早，现在最需要的是“科学”放弃傲慢与偏见，中医防止自闭与自大，各自共存，以自己的形式发展学术，服务社会。
现在的中医政策，“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并存”，体现了政府对中医问题的务实态度，也体现了现代社会多元共存的社会事实。按界定中医为非科学的人士的观点，也认为这些政策值得商榷。事实上，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元科学”，注重逻辑思辩，与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太一样，虽然它自有其逻辑之美，但忽视了实践，影响有限。波普当年判定心理学、社会学为非科学，但这两门学科从未受影响。与实践相关的则是政策，政策从来是要受实践检验并指导实践的，因而逻辑上也许不完美，但关键在实效。所以，尽管学术界对中西医问题论争尚未已，但若等到有了结论再来发展中医，到时恐怕已无中医可发展了。相反，“摸着石头过河”，反而有可能在实践中豁然开朗，冲破屏障。
中医有实效（有科学性）既然是众口一辞的事实，便有了发展中医的需要，而当前中医政策促进了全世界、多学科对中医的研究，因而也合理和行之有效，指引着一条比确正确的道路。相反，如果单纯从学术然角度看问题，并不顾实际情况去左右政策，则是用对“是否属科学理论”的一种解答来回答“是否有科学价值”的问题，不但也“不能说明问题”，还可能在实践中碰壁。其后果难免将以余岩为鉴。在讨论尚在进行之际，陈可冀院士疾呼要有“宽容”与“兼容”的学术态度[13]，昭示了二十一世纪人类思想的多元现实。急于一锤定音，急于成为科学以及中医的立法者的论调，可以休矣！
参考文献：
[1]邓铁涛、刘小斌、李剑等《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6。
[2]同上书，230。
[3]谭次仲《中医与科学二集·商讨中医教材编订为负责诸公进一言》马来亚雪兰莪中国医学会出版，民国三十七年（1948），3
[4]大卫·格里芬科学的返魅《后现代科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4
[5]何裕民主编《差异、困惑与选择》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509。
[6]孙学刚，贾钰华，庞启雨。科学划界与中医医学与哲学，1999，（9）：12。
[7]同[5]，507。
[8]孙学刚，贾钰华，庞启雨。方法的力量，医学与哲学1999，（8）：25
[9]邱鸿钟。论中医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医学哲学，1999，（1），2
[10]同[1]，80。
[11]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严复集》第三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559
[12]侯占元主编。《中医问题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8。
[13]陈可冀，王一方。五四以来传统中医的命运与选择。医学与哲学,199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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