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方医药学的兴衰对我国中医药及其现代化的启示
日本汉方医药学是中国医药学在日本文化孕育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具有日本特点的传统医药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一度兴盛，但目前该医学已逐渐走向衰落，而药学开始振兴。中医药界当考察其兴衰的原因，并从其兴衰的轨迹中汲取经验教训。
一、汉方医学的兴衰
早在隋唐时期，中医药学已传入日本，并于公元8世纪奈良时代被确定为其正统医学。在其后1200余年间，中医药学在日本文化孕育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汉方医学，其间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医学家和传世之作，对后世汉方医学乃至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然而，自日本明治维新后的100多年间，随着西方文化与科学的陆续传入，日本出现了轻视、排斥传统文化的强烈倾向。自1873年以后，日本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政策，意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使汉方医学受到了断根绝源的致命扼杀，日本汉方医学从此一蹶不振，由主导医学地位逐渐萎缩，乃至生存困难，走向衰落。
近些年来，随着回归自然热潮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汉方医学又出现了复兴的趋向，从事汉方医学临床和实验研究的人员日趋增多，一些汉方医学研究机构亦相应建立，尤其是依托高新技术建立的汉方制药工业发展迅速，其中成药出口份额占全球中成药出口的绝大多数。然而，经过釜底抽薪摧残过的日本汉方医学从整体上恢复元气绝非易事，“汉方医”这一概念在部分日本人的心里已变成过去式——一个遥远记忆中的概念。
二、汉方医学衰落的原因
毫无疑问，西洋医学的进入和近百年来日本当政者所采取的一系列“灭汉兴洋”的政策，给汉方医学带来了灭顶之灾，这是汉方医学走向没落的外部原因，而内在问题才是其步入穷途的根本原因。
1.重实用、轻理论，导致药存医亡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中华文化指导下而建立的中医药理论是中医学赖以生存和兴旺发达的基础。日本文化起步较晚，其医家又受汉语水平的限制，难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的真谛，所以在中医药文化传入日本之始，日本医家就重视治疗经验的吸收，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之后汉方医学发展的1000多年间始终未能摆脱单纯经验吸收的桎梏。不少汉方医学发展史上颇有影响的医家在其传世之作中亦均无脏腑、经络等理论的论述，而专以各类疾病的治疗为主要内容。如丹波康赖的《医心方》、和气广世的《药经太素》、安倍真直的《大同类聚方》、弘原性全的《顿医抄》和《万安方》等大都是参考中医方书编篡而成。被后世汉方医学视为旗帜的江户时代名医吉益东洞是古方派的代表，他更是轻视医理，否认“经络”、“气”的存在，否认六淫、七情、饮食、劳倦的致病作用。由于他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这些思想给汉方医学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理论医学是临床医学的基础，没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任何的临床实践都是盲目的、没有发展前途的。在医学理论上的浅薄和没有根底正是汉方医学步入没落的根本原因所在。由于其对理论的轻视，使中医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理论在日本日益萎缩，所存留的只有经过了异化的“方”和“药”，药存而医亡了。
2.重方证对应、轻辨证论治，自失立存根基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基本特色，它是中医具有卓越功效的根本原因所在，是中医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丢掉辨证论治这一精髓，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丢掉了中医。
汉方医学自16世纪后叶起逐渐分为三个流派，即古方派、后世派和折衷派，而古方派自兴起至今，一直在汉方医学中占主导地位，是汉方医学中的主流学派。这一学派主张独尊仲景，倡用古方，以“方证对应”作为其临床基本思维模式。其实他们所谓的“证”与中医固有的“证”的内涵完全不同，不包含任何病因、病机成分，只不过是症状或一组症状集合的“症候群”，与仲景所提出的“汤证”也完全不是同一概念。他们所谓的“方证对应”根本不是中医的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实际上只是根据症状选择方剂，根据症状进行药物加减而已，与仲景创立倡导的辨证论治已相去甚远。近50年来，日本汉方学者更在“方证对应”的基础上提出“方病相对”的临床思辨方法，再一次使汉方医学陷入了表面上似中似西，实质上非中非西的误区。中医治病不辨证，还有何特色可云？失去立身之本，何以自存？难怪有学者认为：由“方证相对”到“方病相对”的再倒退，是把汉方医学推向“非中非西”的“最后晚餐”。
3.重政治抗争、轻自我完善，本末倒置
自然科学的振兴与发展，虽然和周围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学科自身内部，单凭外力的扶持，是不能得以长久的。
在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采取“兴洋灭汉” 的政策扼杀汉方医学后，汉方医学界没有针锋相对地维护中医基础理论所确定的西医无可取代的科学规范，没有从学术理论上论争中医药学的科学性，也没有深刻地自我反省自身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改弦更张，适应发展的社会；而是以哀兵之势发动多次请愿、上书，企图以政治的方式恢复已经丧失的正统医学地位，并决心在治疗领域里与西医一争高下。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非但没有为汉方医学赢得往日的辉煌，反落得“非政府批准的中医方剂医生不得使用”的下场，可谓悲惨。
三、近年来，汉方药学振兴的原因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著名学者石馆守三博士在视察美国归来时的汇报讲演中曾说：“美国的制药事业和药学研究是了不起的。从他们的研究经费看，从他们研究人员的数量看，到底不是我们这样的贫弱程度所可及的。日本人在技术、努力程度和头脑方面，决不次于他们。然而，若朝着同一方向，总是在人家后面，日本想对世界文化做出起主导作用那样的贡献，是达不到的。我们一定要在以东方独特的体质医学、体质预防为基本方针的汉方医学的基础上，通过对汉方药的研究来创造日本的新医学，以对世界医学做出贡献。”此后几十年，致力于汉方药学事业的专家、学者所做的多方面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石馆守三博士倡导的发展目标。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汉方药学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运用现代多学科技术开展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
1. 统一规划，直接调控
日本对汉方医药学基础研究，采用统一规划、直接调控、集中力量、重点攻关、具体组织实施的战略，反映出其在科学观上的巨大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各自靠自己的条件、技艺、兴趣，进行分散的、小组研究的弊端，提高了研究的总体水平。
2. 研究机构相互协作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日本各地陆续成立了一些力量充实、设备先进的汉方医药学专门研究机构。为了保证汉方医药学科研领域组织和行动上的协调和统一，1982年4月25日，“全日本汉方医学研究机构联络协议会”正式成立。会议讨论通过共同的研究设想和目标、计划，以及人才的培养等重要问题的解决办法。它标志着汉方医药学的基础研究正从体制上加快步伐，从分散的个体或小组研究的形式，走向统一的、专业集体协作的研究之路。
四、对我国中医药学发展的启示
日本汉方医药学的百年兴衰史对于我国来说，是一部发人深省的教科书，值得国内同仁深刻反思。因为昨日发生在日本汉方医药学中的一些现象正悄悄地向国内中医药学界袭来。
建国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诸如20世纪80年代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的规定；上世纪 90年代新卫生工作方针中的“中西医并重”等等，都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中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中医药学为了避免重蹈日本汉方之覆辙，尚需自尊、自重、自强，注意自身理论水平和临床能力的不断提高。但是部分年轻中医在理论上轻视中医基础理论，在临床中喜用西药新药，遇到难题不思从辨证论治中寻求出路，而是一味在西医的治疗方法中兜圈子，其结果只能是不伦不类，非中非西。如果这样下去，中医的学术理论与临床经验将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医医院如果全是这样的医生，中医的特色将如何体现，整个中医的前途又将如何，岂不堪忧？
中药成药的开发近年来呈千军万马齐上阵之势，各种新的成药层出不穷。但这些可喜成果背后的问题是：一种成药是否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病情，何况不少的中成药还称“在不辨证的情况下可以治疗多种疾病”，这和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还有多少相似之处？和日本汉方药的方证相对又何其相似？更值得忧虑的是受商业利益驱动，一些药品广告对药效夸大其词，不实宣传，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对中医的疗效越来越怀疑，对中医的信任、认可度越来越低，失去了群众基础，中医药最后的结局又将会怎样？
科学不断发展的趋势越来越证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所以中医药的研究方法不应只限于用西医药的研究方法去印证，而应运用现代科学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去研究中医药学传统的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企图用单一的西医药研究方法去探索传统的中医药理论，把中医药的理论和临床纳入西医药的框架之内，正是日本汉方医药学没落的主要的原因之一。然而目前这种研究方法不但是西医药研究中医药的方法，也还是部分中医药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如果对一些临床反复验证证明有效的治疗方法，还要进行动物实验，岂非本末倒置？用研究成分单一的西药的方法，来研究成分复杂、且多种药物混合应用的中药，未必就是一条理想的途径。中医药的研究方法是亟需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中医药学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和社会的帮助，但是又不应过于依赖于政策的支持和社会的帮助，而应自尊、自重、自强，以日本汉方医学的没落、汉方药学的兴起为借鉴，既重视传统理论和临床经验的继承与整理，又注意以新思维、新方法、新技术进行全面研究，有计划地集中人才、看准目标、相互协作、重点攻关，不做分散的、低水平的、重复的研究，确保将有限的经费，用在对中医药学术发展有推动作用的重点项目上。只要中医药界全体同仁目标清晰，齐心协力，不懈努力，一定会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责任编辑 lovetcm
